人在传承中生活,往往知其然易、知其所以然难。所以要真正体会到“好”,多数需要时间参与酝酿。譬如读书,像苏轼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但时间所参与的,恐怕不仅仅是“熟读深思”与“百回读”这番动作。它同时以读书者过去的生活时光,准备了思考的背景,准备了逐渐成熟的心智,准备了足够的阅历。有时候,这些可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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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因此常有这样的经验,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读同一部作品,时不时会有新的认识。那些一度读来难明其妙甚至如有隔膜的文章,某一天重读,竟让人产生“我到今天才明白它的好”的感叹。这种感叹,看起来像顿悟,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谁都明白,足够的时间积累,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而且也未必这时候所领悟的“好”就是最真切的了。再往后,随着时间的进一步作用,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体悟,更多的感叹,越来越多“明其妙”的滋味。我在许多年后重读方志敏的名篇《清贫》,反复体味那句“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感受到的,正是这种过程与滋味。
多年以前读《清贫》时,只觉得它是革命者的遗作名篇,凭结尾一句就能看出洋溢着刚强与忠诚的气魄。再读时,却愈能体会其中质朴与从容的味道。再读是出于对一部戏的名字的好奇。国家艺术基金2016年度资助项目中,有一部以方志敏为主角、演绎方志敏狱中经历的戏曲,青岛市京剧院创演的《清贫之方志敏》——我一度对这个题目颇为好奇。
“之”这个字,作为助词有多种用法,决定了题目至少有两种解法。一种大致相当于“的”,还有一种则近似于书与篇章之间的间隔号。如果是作前者来解读,当然是个简单的偏正词组,是最常见的人物传记的风格。而以后一种方式来解读,则更像是把一个似乎抽象的主题与一个具体的人联系在一起,打开两者间的张力。人是过去的革命者,主题却不仅仅属于过去。
1935年1月,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北上途中不幸被俘,在狱中写下《清贫》等文稿。“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这是一段八十多年前关于公与私的偶然记录。这种公私之间的“考验”,并不是今天才那么突出的。在动荡复杂的环境中,或许会显得更为剧烈。
但在朴素的生活与巨额的金钱、奢侈的生活间,文章里所记录的选择是平静而坚定的。这种选择,不是我们熟悉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之类的论调,也不是苦行式的自苦。写“清贫”的文章里,方志敏多用的是更为中性、更具有价值观意味的“朴素”这个词。
我们如今理解,与其说这里的“清贫”表达的是一种生活优渥与否的状态,不如说表达的是一种意识与境界。这其中,当然有几十年后物质条件逐渐优渥,更需要强调精神饱满、能够抵抗诱惑与腐蚀的因素。但从“朴素”的角度来重识“清贫”,重温革命先烈对公私之分的践行,意义却不能仅止于抵抗诱惑。更往深处,是对信仰的追索。
方志敏平静而坚定的选择,来自于对信仰的服膺。“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题为《清贫》的短文中,方志敏限于篇幅未曾详述,笔触却屡屡涉及他对“革命”这个毕生信仰的理解。在他的另一篇遗作《可爱的中国》中,描述得更加清晰:
“我老实地告诉你们,我爱护中国之热诚,还是如小学生时代一样的真诚无伪;我要打倒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解放之心还是火一般的炽烈”,“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朴素的生活,平静的选择,或许正是因为底下有这样火一般炽烈的对国与民的爱护为基础吧。